人民的生命健康不能妥协

信任，对国产乳制品来说，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稀缺。

从2010年发布之日开始，关于乳品新国标的争议就从未停息。作为食品安全中最引人注意话题，与乳制品质量相关联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件往往都成为一时社会热点，无论是“三聚氰胺”风波还是“倒退20年”的乳品新国标。近日，关于新国标制定期间“大企业绑架新国标”、“重要指标大翻盘”以及某卫生部官员的“妥协论”，再次赋予了乳品新国标一个尴尬的地位……

生鲜乳标准：国情下的“妥协”？

2009年，一场卫生部组织的十几名专家参与的小范围讨论会上，专家们对生鲜乳食品安全国标中关键指标达成一致意见：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

就在这份送审稿提交半年后，2010年3月正式发布的生鲜乳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鲜乳中这两项核心数据分别变为“200万和2.8克”。

“这是颠覆性的改变。”11月29日，魏荣禄说，这一蛋白质指标，甚至比1986年定的2.95克的标准还要低。

多位卫生部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表示，生鲜乳国标是协调妥协的结果。而农业部在这一标准的制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12月4日，有参与该国标制订的专家透露，当时在对乳制品标准进行清理时，对是否制订生鲜乳安全标准就展开了激烈讨论。

因为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是消费者能买到的产品，要保证食用安全。但生鲜乳是原料，不会流通到普通消费者手上（生鲜乳是指刚吸取未经任何处理的奶）。

不过，农业部坚持认为，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里面应包括生鲜乳，“这是考虑食品安全标准强制性强，有利于监督。”上述专家说。

还有内部专家回忆，部与部之间争论不下，最后必然要有一方妥协。“当时乳制品标准已制定了两年半时间，如果一方不妥协，整套乳制品标准体系可能就出不来。”

上述专家称，最后标准中选用的“2.8”即是农业部提出来的。

11月30日，张旭东坦言，生鲜乳标准制订时，他们和农业部讨论较多。

张旭东说，“2.8克”是经过“协商”，“左右衡量”的结果，采纳的是农业部门提供的行业基础数据。

参与制订标准的专家说，卫生部这个标准出来后，等于把球踢给了农业部。

生鲜乳菌落总数和蛋白质含量只关乎质量，而跟食品安全没关系，选择“2.8克”的安全低限后，有关部门需重新制订质量标准。

比如食品质量需增加分级，特级一级二级等。但食品安全标准是不能分级的，一级和二级必须都是一样安全。

“国标是安全的底线，我们鼓励企业制订更高的标准。”张旭东说。

“国情”下的安全标准

“说‘妥协’大家肯定不爱听，社会这么高的期望，会骂死你。”11月下旬，一名曾多次参与标准制订工作的专家说。

据其透露，制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时，除了保证安全之外，还要考虑经济、国际贸易、社会接受程度、宗教、文化、历史等因素。

简单言之，要因“国情”而“妥协”。

记者采访到的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都认为，“标准出来不能毁掉一个产业”。

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如果标准把蛋白质指标提高到2.95克，就会有一部分奶被销毁，但这部分奶并不影响安全。

“奶农的命运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张旭东说。

据了解，1986年制订2.95克标准时，基本都是国营农场。而目前中国奶业76%都是散户养殖。

散户养殖的奶牛生长条件比较恶劣。另外，随着麦麸、玉米、精饲料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奶农们不会亏本养牛。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王加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精饲料投入不足影响奶蛋白含量，而现在生鲜乳平均蛋白质含量甚至比1986年时还低。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如果标准影响食品供应，这就不是制订标准的初衷。

一位制订标准的专家举例称，国家收购粮食时，是收购后再将不合格的粮食销毁。而涉及粮食的安全标准，指标的高低关乎国家粮食供应安全。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观点，在有的吃的情况下再谈安全”。

这位专家说，“黄曲霉毒素B1”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谷物霉变产生这种霉菌，肝炎患者再受到这种毒素的攻击，患肝癌的几率会增大。

“这也是被判了死刑的毒素，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还会允许粮食中存在一定量，为什么不是零呢？”11月23日，一位食品安全评审委员会专家说，“若定到零，那会损失多少粮食？又会让多少人挨饿？”

专家举例称，上世纪50年代，波兰政府将花生中的黄曲霉毒素定为“不得检出”，那几年，波兰人几乎就不知道花生是什么味道。

国际法典委员会作出风险评估，标准的改变，可能会减少多少肝癌患者，可能要销毁掉多少粮食等等。根据多方的衡量，最后给出“黄曲霉毒素B1”的指导限量值。

而各国在这一毒素限量的制订上，也有高有低。

“健康是需要有承受的，不是100%的零风险。”这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说，消费者肯定希望越严越好，“但就像降房价一样，老百姓的期望和国家的承受能力总是有区别的。”

上述评审委员会中的权威专家说，正是考虑国情、食品供应等因素，国标最终是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风险评估来确定。（新京报，记者 吴鹏）

鄂尔多斯订做工作服

西安西装定做

厦门职业装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