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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遗憾1950年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始末

发布时间:2019-09-11 23:54:25 阅读: 来源:热电阻厂家

历史的遗憾-1950年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始末

一、章士钊请缨出使,蒋介石欲动又止

5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另外,自1953年韩战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致力于大陆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

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 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探亲。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在滇西惠通桥指挥的战役中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为感动。

话题转到国共和谈,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 周恩来听后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吗!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 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 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周恩来还表示,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回大陆考察,观光,探亲,访友,工作和定居,并表示来去自由。

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 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万5千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二、 曹聚仁穿梭往返,风云起谈判搁浅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风尘仆仆地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虽说是个做学问的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 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绍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 三个月后,即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正是万木葱茏的初夏,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这此,他仅在北京呆了短短几天,便匆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 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进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 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和台湾方面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快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的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 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 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也可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走露消息,被外界察觉。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 曹聚仁和蒋经国立即上岸登机,飞往台中蒋介石官邸。第三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

然而, 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了浅。

三、出师未捷身先死,历史遗憾任评说

70年代初,大陆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的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担当居中调解的和平专使。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作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 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的安排,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章士钊的病情,然后护送其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章士钊在完成民族使命的过程中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

[NextPage毛泽东主张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放台湾]  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如何实现统一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试图“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但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还无法将这一主张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世界局势日趋缓和以及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继承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 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方针。

毛泽东主张“和平解放台湾”

早在50、60年代,由于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立场上具有高度共识,加之国际形势逐渐走向缓和,以及祖国大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在解放台湾的方式上展开新的思考和选择,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等重要思想。

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新的转变,即从“武力解放”历史性地转向“和平解放”。

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缅甸期间与吴努总理会谈时说:“如果美军撤军,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

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性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加强了和平攻势。他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鲜明地亮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方针和政策。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愿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此事是中国内政,不能成为中美和谈的题目。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并明确亮出“欢迎”的具体政策,“凡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的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奖励”。

3月16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的李济深前卫士长,请他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最高基本原则。6月,周总理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首次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与蒋介石当局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态度和诚意,正式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对台“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工作方针,及“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种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的工作重点。

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提出,“国共可以举行第三次合作以解决统一问题,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0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时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后内外政策。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表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并就国民党高层人员到中央工作的位置安排作了具体说明。11月,周恩来在印度答记者问时表示:“蒋介石及其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正在尽一切力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的原因。”他公开宣布:“我们在努力争取蒋介石”。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引来各方注意。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中呼吁,希望台湾当局“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毛主席还强调“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

毛泽东、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的阐述,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诚意,对台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陆,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与向往。台湾当局也多次秘密派人与中共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然而,台湾当局的秘密接触,旨在摸清大陆方面的意图,继续做着“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美梦。

进入60年代以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在“金门炮战”中共同成功地挫败了美国意图制造“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对台工作的总方针。会议认为,美国正在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为了粉碎美国这一政治图谋,宁可让台湾掌握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要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来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应逐步地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1961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首次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他说“如果台湾归还祖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1963年,周总理根据两岸关系的最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案: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周恩来并指出,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只要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一纲四目”对台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方向转变的标志,其中已经隐含后来“一国两制”的意思,为解决台湾问题、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描绘了一幅壮丽蓝图。但是,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动乱。“极左”路线和政策严重干扰了对台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蒋介石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乘机兴起反共反华声浪,丑化中国形象,加深了台胞对祖国大陆的隔阂与误解。原来朝统一方向前进的两岸关系转趋恶化,多年来的对台工作成果严重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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